金融科技与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本文运用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以及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三阶段对我国28家上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依据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属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科技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主要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促进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上的创新。（2）相较于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表现更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3）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多表现在技术进步方面。     

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创新要素集聚对于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具有负影响,对于高校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企业的影响为正。政府支持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企业具有负影响。制度因素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没有明显影响,而对于企业具有明显的正影响。人力资本对于高校和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影响。FDI因素对于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的外溢效应。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健康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才能实现更快的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     

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化收益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经济效率的视角

经济区域化是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考察各类城市参与经济区域化的获益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Byrnes和Storbeck(2000)的方法,基于城市经济效率的视角,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化收益水平,并基于Tobit模型对影响区域化收益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化收益存在显著差异,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化收益最高,长三角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最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发现,专业化分工和技术研发能力有利于区域化收益的实现,而外资的引进、政府的作用和城市空间影响则扩大了区域化收益,多样化分工和对外贸易对区域化收益的影响尚不明确,分地区的计量分析也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加强区域内与区域间分工,是实现区域化收益和提升城市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     

世界各国电机能效政策介绍及能效水平对比分析

世界各国的电机能效标准中,强制性执行的有美国、欧盟、中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文结合我国电机能效标准,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电机能效政策及标准实施情况,并对各国正在执行的电机能效水平进行对比,找出我国电机能效水平与国际能效水平的异同与不足,以供出口电机企业参考。     

商业行业产权结构调整及其对企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权结构的差异影响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发挥,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程度,并作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生产和管理成本、产出水平、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方面,带来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分化。商业行业上市公司的基本趋势是国有型产权结构逐渐转向法人控股型产权结构,其10多年的效率变化实证分析表明,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效率差异;产权结构的调整导致了企业效率的提升。     

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分析——基于四阶段DEA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年中国内地12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数据,利用四阶段DEA方法,对中国城市公共支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如果不对外部环境因素加以控制,则经典的DEA方法将会高估城市公共支出效率;在控制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后,样本城市公共支出效率得分为0.353,表明在保持支出不变下,通过改善组织管理、优化支出规模及结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提高约64%,城市公共支出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经济发达、较大的辖区面积是城市公共支出效率提升的有利条件,而人口增加对公共品供给产生的拥挤效应不利于城市公共支出效率提升。     

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模式、生态足迹效率及其驱动因素——对“资源诅咒”学说的另一种解读

文章考察在生态足迹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的变动关系,分析了我国矿产资源丰裕区形成"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矿产资源丰裕区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具有一定的有条件的技术进步推动型特征,但是却忽略了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对生态足迹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工业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则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政府效率改进的影响因素与中国政府改革——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研究

我国政府综合效率的改进速度很快,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哪些因素对政府综合效率改进构成显著性影响。首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政府投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主成分;其次通过回归分析确认对政府效率改进构成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最后,分析回归结果并给出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要提高政府效率应该降低政府投入增长速度、强化社会政策、积极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同时降低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并缩小对经济的干预范围。     

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失衡的“连锁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呈现高效率,低公平运行状态。这是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将引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后果。在初次分配领域之内,初次分配的高效率是一种以低公平为代价所取得的畸形效率,而初次分配低公平是效率提高的制约瓶颈;在初次分配领域之外,初次分配失衡导致再分配公平调节乏力,再分配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低公平问题,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的公平程度很低;最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得经济发展出现消费断层和内需不足,并使社会发展面临和谐危机和许多潜在风险。